赵武灵王为什么帮助赢稷(为什么赵武灵王支持嬴稷)
再英明的君主也有弱点,尤其是到了晚年,随着权势的增加和精力的衰退,经常做出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,而这些,在其年轻力盛正处于上升期的时候是不会出现的。
先说齐桓公。
齐桓公晚年,一生功勋无数,有如巨大的光芒在他心头长久闪耀,令他回味不已。他对管仲说,自己想要“封泰山、禅梁父”。姜小白的想法让管仲震惊不已,他提醒姜小白,自古以来,“封泰山、禅梁父”的帝王屈指可数,比如黄帝、尧、舜、禹、商朝的开国君主成汤、周成王姬诵,他们都是创造了伟大的功绩之后,才领受天命去封禅的。
管仲是在委婉地告诉姜小白,他还不具备封禅的资格。
但是姜小白不听,他骄傲地宣称:
寡人南伐至召陵,望熊山;北伐山戎、离枝、孤竹;西伐大夏,涉流沙;束马悬车登太行,至卑耳山而还。诸侯莫违寡人。寡人兵车之会三,乘车之会六,九合诸侯,一匡天下。昔三代受命,有何以异于此乎?吾欲封泰山,禅梁父。

姜小白夸大了自己的功绩,并且涂抹上了一层理想主义的浪漫色彩,这是很多人回望往昔时常有的习惯。只是他的夸大有些过度了,把自己与夏、商、周三代的开国之君相提并论。
最终,管仲无奈地以近乎欺骗的方式告诉姜小白,封禅泰山需要各种珍奇之物,比如东海比目鱼,西海比翼鸟等等,姜小白无法得到这些东西,只好打消了那个疯狂的念头。
事实上,在姜小白的晚年,他无法降服戎人,不能征服狄人,更不敢讨伐楚人,就像他的身体日渐朽败一样,“尊王攘夷”的伟大事业至此也已中衰。
管仲重病之时,齐桓公姜小白在管仲榻前问以后事:群臣之中,谁可继任国相?此时管仲病体衰微,依然整理衣冠,郑重回答姜小白:知臣莫如君。可是,此时的姜小白对自己的臣下显然缺乏清醒的认识,他向管仲列出的三个目标人选充分说明了这一点。
这三个人分别是易牙、开方和竖刁。
易牙即雍巫,此人执掌庖厨之事,想法设法进献珍馐美味以取悦姜小白。有一次姜小白慨叹:世间美味多已尝遍,唯独婴儿之肉不曾吃过。易牙听了,回家就把自己的儿子蒸了,献给姜小白。
开方乃卫国公子,他追随姜小白十余年,从不回家探视双亲,而齐、卫相近,路途不过数日。
竖刁即寺人刁,此人知道姜小白热衷后宫之事,所以手起刀落把自己割成了阉人,自告奋勇为姜小白管理后宫,甚得姜小白欢心。
在管仲看来,这三个人就是佞人的典型,他们的所做所为完全违逆了人情人性,因而是虚伪的、卑劣的,不可信任,他们如此曲意逢迎姜小白,显然是另有所图。因此管仲直截了当地否定了这三个人,劝姜小白离他们远一点。

管仲死后,姜小白将易牙、开方和竖刁逐出了齐国,但他很快就发现,自己已经无法离开这三个人。没有了易牙,他觉得吃什么都失去了味道;没有了开方,朝政日渐荒疏;而没有了竖刁,连后宫都乱作一团。于是,姜小白将管仲的叮嘱置之脑后,重新召回三人,并委以重任。
没有了管仲的岁月,姜小白“尊王攘夷”的事业也走向了尾声。
公元前644年冬天,由于淮夷入侵鄫国,姜小白在淮地(在今江苏省盱眙县)举行了他人生中最后一次诸侯会盟,谋救鄫国,鲁、宋、陈、卫、郑、许、邢、曹等中原诸国悉数与会。会后,姜小白率诸侯为鄫国修筑城墙,并有意东征淮夷。时值寒冬,士兵们疲敝不堪,军营中死气沉沉,一片哀怨之声。入夜,有人登上城中土丘高呼:齐国有大乱了!
这一声呼喊就像一句咒语,在暗夜之中游荡不去。城未筑完,诸侯们就纷纷打道回府。至此,姜小白曾经一呼百应的号召力已经丧失殆尽。
公元前643年,姜小白人生的最后一年,齐国果然发生大乱,易牙、开方、竖刁与姜小白的几个儿子一起,把齐都临淄变成了屠场。大乱之起,自然是因为群公子争夺国君之位,但姜小白本人也难辞其咎。
前面曾经提及,姜小白好色,娶了三位夫人,王姬、徐姬、蔡姬,奇怪的是,三位夫人都没有儿子。三夫人之外,姜小白后宫宠姬无数,仅地位有如夫人者,就有六人:长卫姬,生子姜无亏;少卫姬,生子姜元;郑姬,生子姜昭;葛嬴,生子姜潘;密姬,生子姜商人;宋华子,生子姜雍。
葵丘之盟的盟辞中,第一条就有“无以妾为妻”的规定,而姜小白本人“如夫人”之妾就有六位,简直可以称之为“贼喊捉贼”,盟约的形同虚设可想而知。

管仲在世时,曾与姜小白一起,立郑姬之子姜昭为太子,并将他托付给了宋襄公子滋甫。但是不久之后,姜小白就改变了主意,他听信易牙的谗言,允诺废姜昭,转而立长卫姬之子姜无亏为太子。此举又违背了葵丘盟辞中的“无易树子”一项。此事虽然没有公开宣布,但消息一出,随即埋下了大乱的因子。不仅姜无亏要争太子之位,其他四位公子也迅速加入了夺权者的行列。
五位公子虎视眈眈,姜昭的太子之位岂能安稳?
管仲死后,群公子即各树党派,开始了夺取太子之位的斗争。起初,各派争斗尚在暗处,等到齐桓公姜小白卧病在床之时,暗斗逐渐变为明争,各派磨刀霍霍,如箭在弦上。
公元前643年十月,一代霸主姜小白辞世,群公子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担心了,开始大打出手。易牙和竖刁站在长卫姬的一方,大肆屠杀支持太子姜昭的齐国大夫,终于在此年十二月立公子姜无亏为齐君,而太子姜昭则逃亡宋国。
姜小白之死令人唏嘘。
在他卧病于床的某一天,他忽然发现,自己的居所已经变成了一座牢狱,别人进不来,他也出不去,叫天不应,叫地不灵,饥无食,渴无饮,彻底变成了孤家寡人。不知过了多久,一位妇人从墙洞里偷偷钻进来,摸进屋子,见到了奄奄一息的姜小白。事情到了如此地步,姜小白还不知道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,他问妇人:我又饿又渴,却连个送饭送水的人都没有,是怎么回事啊?
妇人说:是易牙、开方和竖刁干的,他们围住这里,不让人进来。
刹那间,姜小白想到了管仲的嘱咐,不由长叹一声:唉,若死者有知,我有何面目见仲父于地下?说罢,以布掩面而死。
这一天是公元前643年十月七日,整个临淄城混乱不堪,群公子忙于相互攻杀,诸大夫死的死,逃的逃,没人关心这曾经的霸主。姜小白的尸体在床上躺了很久,无人理会,以致尸虫都爬出了门外。直到十二月八日,姜无亏杀开血路,如愿登上国君之位,才向诸侯发出讣告,十二月十四日夜,入殓安葬。此时距姜小白身死之日,已经过去了足足六十七天。
一代霸主,生前何其风光,死后又是何等凄凉。终春秋之世,生死之间如此剧烈的反差,只见于姜小白一人身上。从这一番大起大落中,既可以看到权力斗争的残酷无情,也可以发现人性本身的诸多弱点。
毋庸讳言,权力争夺是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,姜小白的君主之位就是抢来的,在那样的时代,处在姜小白那样的位置,必须抢,不抢则死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夺权既是要满足内心的欲望,更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。这是一个无解的命题,因为制度本身不能为夺权路上的失利者提供安全保障。所谓“礼”“德”“仁”等虚幻的大词,在死亡威胁面前全部失效。在姜小白的晚年,他的儿子们面对的是同样的局面,而且由于参与人数众多,形势更显残酷。局面本已暗藏杀机,姜小白又晚节不保,听信谗言,更换太子,于是形势更加恶化,最终导致自己不得其死。

而他的盛年是多么令人怀念。
那时,他雄心勃勃,志向高远,保持着可贵的理智和清醒;他有政治头脑,“尊王攘夷”,顺应时代潮流;他重用贤才,甚至将管仲这样的仇敌委以国相之位;他从谏如流,闻过即改;他顾全大局,不拘泥于一时之利;他施行善政,大力发展经济,又不与民争利,是以齐国富强甲于天下……
他的死,宣告齐国的黄金时代彻底终结。
再说赵武灵王。
赵武灵王赵雍无疑是战国是最成功的君主之一,“胡服骑射”名垂青史。但在“胡服骑射”军事改革获得巨大成功之后,赵雍做了两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。
第一件事在公元前299年,赵雍把王位传给小儿子赵何,让他负责治理国家,自己则号为“主父”,与“胡服骑射”的赵国士兵一起,负责打仗。
对于这件事的评价,梁启超先生用了一个比较含糊的词,“奇特”。我想,梁先生之所以没有大加表扬,显然是因为赵武灵王如此安排,埋下了巨大隐患——他让出部分权力给自己的儿子,而且天真地认为自己可以通过权威掌控这部分让出去的权力,但他的儿子显然不这么认为。
第二件事,赵雍成为“主父”之后不久,打算向当时最强大的秦国发起挑战。为了考察行军路线,了解秦王其人,赵雍假扮使者混在赵国的使团中,去了一趟秦国。朝堂上,秦昭王嬴稷见这个使者相貌堂堂,气度不凡,颇有些意外。使者退下后,嬴稷越想越觉蹊跷,就派人前去查问,但那使者已然快马加鞭离开秦国。后来嬴稷知道了使者的真实身份,顿时大惊失色。

赵雍乔装入秦,的确称得上胆识过人,梁先生对此赞不绝口:
於戏!此等举动,岂不壮哉!岂不壮哉!
但是“壮哉主父”在不久之后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。如果说此前让位于赵何已经是一个大错的话,现在则是错上加错——他想把赵国分成两部分,让大儿子赵章在代地称王,以此缝补赵章心中的不平。这件事虽然未能实行,但消息已经传出,赵国上下顿时一派紧张气氛,赵何之党与赵章之党剑拔弩张,都在寻找机会灭了对方。
公元前295年,赵雍游于沙丘,两个儿子都去了,灾难随即发生。赵章率先发起了攻击,但赵何早有防备,击败并杀死了自己的兄长。“主父”作为大儿子的支持者,被小儿子的手下围在了沙丘宫中。围宫的士兵把宫中所有人等一概清出,只留赵雍一人,不得离开半步。三个月后,宫中再也没什么可吃了,连鸟窝里的幼鸟都被吃得一个不剩,赵雍只好饿死。
梁启超先生痛心疾首地写道:
使主父而永其年,则统一之业,其将不在秦而在赵,而白登之金缯,甘泉之烽火,或遂不至为我国史污也……大业之就,虽曰人事,岂非天命耶?呜呼!

梁先生认为,如果“主父”能够活下去,那么完成大一统伟业的将是赵国,没秦国什么事儿;至于日后汉高祖刘邦所受的“白登之辱”等等“北方贱种”带给中原的祸害,也就不会发生。
他没有批评“主父”的悲惨结局完全是咎由自取,而是草草归之为虚无缥缈的“天命”。
赵国的长城,后来成为秦帝国长城的一部分,其保存较好的段落,在包头市至石拐公路十公里处,长约0.5公里,残高一米多,已是风烛残年,破败不堪。当年全盛时,赵长城蜿蜒于阴山南麓,气势想必非凡。尤其西端至高阙一段,阴山险峻,群峰交错如犬牙,真可谓绝地。2012年秋天,我在乌拉特后旗以北的阴山上见到了高阙塞,两千多年了,虽然它早已颓败,遍布荒草,但石头垒砌的墙体仍然顽固站立,保持着一座城堡废墟的模样;其时狂风劲吹,砂砾飞扬,旁边的石碑上刻写着缔造它的主人一生建立的丰功伟业,我一边看,一边不可遏止地想着一句话——“生的伟大,死的荒唐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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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桓公和赵武灵王都是一代名主,但是他们都是到了晚年的时候昏庸,尤其是在继承人的问题上没有及时果断地处理优柔寡断,任亲不用贤,才会有最后会被饿死的惨剧发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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