万历十五年主要观点(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大历史观)

头条上有人在问，《万历十五年》究竟讲了些什么？为什么《人民的名义》中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地提到这本书？这真是一个问题。

确实，在看这部电视之前，我也是好早就听到过这本书的名字，且似乎有很多人对它都很熟悉。但是，书中究竟写了什么，能说出来的人还真不多。我想，用作者黄仁宇先生在这本书的自序里提到的写作的初衷，应该最能代表作者所想要表达的东西的。

黄仁宇先生当年在美国密支根大学历史系读书，选定的博士论文题目是“明代的漕运”。说起“漕运”，年轻人可能很多不知道是啥，它是当年南方的各种资源，通过大运河运往北方的政权中心。我当年在县中上学的时候，学校围墙外的那条河就叫丹（阳）金（坛）溧（阳）漕河，周末无事的时候，依偎在河边的石栏杆上发呆，看运货的船（通常是十几甚至是几十条小船连在一起）从眼前缓缓驶过。

为了研究这一课题，黄仁宇着手去了解明代的财税制度。在他看到的过往的关于明史的记述中，都在说“税重民穷”，认为当日乃官僚贪污百出，无力的百姓被摊派的赋税过重，导致富者越富，贫者越贫。但是，黄仁宇在实际的调研中发现，16纪世末，全国赋税最重的是南直隶苏州府，田赋额占农村收入的20%，而距离苏州不远的溧阳县，赋税却仅在1-5%。其他地方的赋税在这两者之间。

如果仅仅是因为赋税重，这不同额度且相差如此之大该如何解释？

更让作者惊讶的是，在他翻阅了很多资料后了现，就在当时差不多时期，日本的赋税竟然高达50%。远比我们最高的直隶苏州府还要高出一倍多。而从总额来说，17世纪末的英国人口仅为中国人口的三十分之一，但总赋税额却跟当时的中国相当。这就更令作者感到惊讶。

以此来推论，“税重民穷”这个理论根本站不住脚，转而换个角度去看，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，才是更严重的问题。而明代的财税制度制度和民间经济发展的严重脱节，也是导致当时矛盾严重突出的根本性问题。有文件记载，万历二十年，即公元1592年，北京宛平县知县沈榜声称，他每年要向27个不同的机构交款，总数大概为白银两千两。

有学者认为，在明代的万历年间，中国的封建经济已向资本主义经济进展，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，也是一种系统。而作者并不这么认为。作者认为，中国两千多年来，以道德代替法制，到明代到了极点，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。

所以，在黄仁宇先生的笔下，《万历十五年》是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。

所涉及的人物，从万历皇帝朱翊钧，到大学士张居正、申行时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，蓟州总兵官戚继光，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李贽，他们最后或身败，或名裂，或死后还被抄家，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。即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，如冯保、高拱、张鲸、郑贵妃、福王常洵、俞大猷、卢镗、刘綎等，也统统没有好结果。

这种情形，在作者的眼里，断非个人的原因可以解释，而是当时的制度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，上自天子，下至庶民，无一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。

在中国古代，皇帝的职位是一种因需而生的机构，而皇帝又是一个个人，是人就具备人的个性，却又不是按品行能力来选择，又非像机构那样应该有遵循的严格的规则，有严谨的制度。

《万历十五年》，意在说明16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历史背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，有了前面所述的历史的大失败，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，恢复故态绝无可能，也因而留给中国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。

所以说，《万历十五年》，名义上看是说万历十五年前后的那些事，但，实际上是两千年历史在那个时代的的集中冲突和爆发。

《万历十五年》目录

制度！制度！制度！重要的事情说三遍。黄仁宇在书中一直在强调的制度，那些约束腐败和防止低能的制度，大概也是《人民的名义》中反复提到这本书的原因吧。

平凡的一年，没有任何大事发生，却注定了很多大事件的走向